西安放生刺猬在哪里,西安大慈恩寺中元节盂兰盆法会圆满

发布时间:2024-02-28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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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西哪里适合放生锦鲤

1、大菩文化陕西讯七月十五(公历8月15日)是佛欢喜日,又是我国传统中元节,也是一年一度的盂兰盆节。

2、值此殊胜时节,为追思报恩、超荐宗亲,大慈恩寺于七月初一至七月十五举行为期半月的中元节追思报恩法会。两序大众每日恭诵《地藏经》、《父母恩难报经》、《佛说盂兰盆经》、上盂兰盆供,为十方善信超度各姓门中历代宗祖、六亲眷属、堕胎婴灵及一切错杀误杀等亡灵。以此功德,普济群灵,阴超阳泰;祈愿宗亲得度、阖家平安;祈愿一切众生福资增长、善根增长、法缘增长,成就菩提。

3、七月十五盂兰盆节当日,大雄宝殿敬设坛场,香花庄严,四众排班肃立,大慈恩寺监院道宏法师拈香主法,引领四众弟子恭诵《佛说盂兰盆经》,上盂兰盆供。巍巍赞颂声中,引众发菩提心,以期大家都能遵从佛陀教导,重视孝道,报谢现世父母长养慈爱之恩。

4、施放普利十方瑜伽焰口一堂

5、《盂兰盆经》云:若以饭食、卧具、医药供养十方僧众,藉此十方僧众清净共修,功德回向之力,能使供养者往昔七世父母、六亲眷属得远离三恶道,现世父母及其本人,长寿无病无恼,衣食自然足,身心安乐。

6、上百位善信檀越虔诚参与,礼忏诵经、供佛斋僧,共襄盛会。

7、下午17时,施放普利十方瑜伽焰口一堂,以此功德回向十方有缘善信,愿过去者承此善利,得生净土;现在者福慧双增,平安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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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图片来源:资料图

9、

大兴善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城南,是中国佛教密宗祖庭,被国务院确立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它始建于晋武帝泰始二年(226年),原名“遵善寺”。隋文帝杨坚在兴建都会大兴城(今西安)时,敕令建造了大兴善寺作为国寺。因隋文帝在北周时原为大兴郡公,故取“大兴”二字和“靖善坊”的“善”字命名。

10、隋朝扩建的大兴善寺在大兴城靖善坊内,与玄都观隔街相对,气势宏伟。《长安志》卷七载:大兴善寺“寺殿崇广为京之最。号曰大兴佛殿,制度与太庙同。”《辩正论》卷三详细地描绘了大兴善寺的碧瓦飞甍,金殿巍峨的气派:“大启灵塔,广置天宫。像设赁虚,梅梁架迥,璧?曜彩,玉额含辉,画拱承云,丹栌捧日,风和宝铎,雨润珠幡,林开七觉之花,池漾八功之水。召六大德及四海名僧,常有三百许人,四事供养。”大兴善寺开山祖师是灵藏大师。他是杨坚的布衣知友,同时任隋代管理全国僧尼事务的昭玄都僧官。隋代几位著名的昭玄统,除昙延外在任职期间都住在大兴善寺。这里还是隋代第一所国立译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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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著名的“开皇三大师”耶连提黎耶舍、那崛多、达摩笈多都相继为译主,开创了隋朝一代佛经翻译。耶舍主译佛经约8部、23卷,有《百佛名经》、《莲华面经》等;崛多共主译佛经31部、165卷,主要有《文殊尸利行经》、《佛本行集经》、《贤护菩萨经》等;笈多久住兴善寺,主译经论7部22卷。这三位从古印度远道而来的高僧,对中国佛典翻译做出了很大贡献。唐玄宗开元初期(716——720年),印度佛教密宗传播者“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在这里译出密宗经典五百多部,大兴善寺成为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也成为中国佛教密宗圣地。

2、758年,应不空所请,唐肃宗在大兴善寺设置灌顶道场。灌顶之法,在古印度是国王即位仪式,将四海之水用四宝瓶盛之,由国师灌于国王头顶,象征国王权力四海无边,国家兴盛。佛教密宗效法此举,当僧人嗣阿?梨位时结坛灌顶,称“授职灌顶”,此外还有“结缘灌顶”、“息灾灌顶”、“成就灌顶”等等,从而在华夏首开灌顶之风。

3、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841——846年),下令全国排佛。大兴善寺也被废除,建筑被毁,僧人被勒令还俗。大兴善寺从此一蹶不振。宋元时期,大兴善寺一直很寥寂,直到明清德满禅师才在此“鼎新梵刹”。永乐年间(1403——1424年),云峰禅师居大兴善寺,修造了殿堂和钟楼,弘扬禅宗。清朝时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修葺,第一次是1648年,僧人麸斋修建了方丈室、大雄宝殿以及禅堂廊庑,面貌一新。第二次在1694年,由清川陕总督笔贴式、平安纳等集资,先后修建前殿、钟鼓二楼、大殿、十王祖堂、弥勒殿等建筑,前后约10年才完工。1943年,太虚法师和于斌、冯玉祥等人组织了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并于1945年在大兴善寺创设了“世界佛学苑巴利学院”。1956年为保护佛教名胜古刹,政府拨款对大兴善寺进行了大规模整修。

4、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大兴善寺的殿堂、房舍和围墙,全部油饰彩画,修整一新,并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6年,大兴善寺有僧八人,由卧龙寺方丈朗照任住持,慧雨任监院。他们与卧龙、慈恩、庄严四寺合并,组成了农业社,十多名僧人拥有四十多亩土地。他们发扬农禅并重、以寺养寺的传统,粮食和蔬菜自给有余,生活得到保障。1984年4月,陕西省佛教协会接管大兴善寺后,用半年时间,修复殿堂、僧房41间,并重塑了一些被毁佛像,翻整了二十余亩荒地,修剪绿篱一千余米,增加盆花六百余盆,植黄杨、冬青、剌柏等三万株美化环境,并新建了120平方米的服务部,购置了一批接待用品,使大兴善寺面貌大为改观。现时大兴善寺有僧二十多人,慧雨法师任方丈,源慧法师为维那,印善法师为知客,僧众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诵经礼佛,举行各种法事活动。

5、国内游人香客络绎不绝来这里参观游览,外国友人和港澳台同胞也常常来此烧香礼佛,参观访问。大兴善寺大殿北边有唐转法轮殿遗址,遗址前安放着一尊日本高野山真言宗空海大师同志会赠送的地藏菩萨铜像。804年,日本学问僧空海入唐求法,在西安青龙寺拜惠果为师,回国后开创了日本真言宗(即密宗)。1985年10月,日本空海大师同志会为纪念空海示寂1150周年,向真言宗的发祥地——大兴善寺敬献了这尊青铜地藏菩萨立像,高约70米,底座用汉白玉砌成。10月25日,大兴善寺隆重举行了地藏菩萨像奉安开光仪式,由167人组成的日本空海大师同志会友好访华团参加了法会。这尊佛像,成为新时期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的新的见证。?寺内文物有清碑四方,即清康熙年间《重修隋唐敕建大兴善禅寺来源记碑》、《重修大兴善寺碑记》、乾隆年间《隋唐敕建大兴善寺祖庭重口口口记》和咸丰年间《大兴善寺法源碑记》,皆为研究大兴善寺的重要史料。寺内还藏有三帧巨幅清代西藏彩绘《阿弥陀佛像》、《极乐世界图》和《弥勒像》,是西藏绘画艺术珍品。

6、佛教经典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闫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绝大的关系。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长安诸寺富丽堂皇的殿宇内,由名画家绘制壁画更是当时的风尚。寺内壁画万象纷呈,璀璨夺目,有的佛寺因此而誉满京师。如慈恩寺塔西有尉迟乙僧画的湿耳狮子趺心花,精妙至极。资圣寺东廊有韩干画的散马,如将嘶蹀。王维画的辋川图,山谷郁盘,云水飞动。特别是号称画圣的吴道子在两都寺观,图画墙壁40余间。他在资圣寺画的挑戟武士,视之恶骇;在赵景公寺画的天王须髯,笔迹如铁,执护天女,窥目欲语;在菩提寺内画的礼佛仙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据传说,吴道子在赵景公寺内画的“地狱变”,阴森可怖,京师四众观后,都惧罪修善,致使东西两市的鱼肉都无人问津。这些动人的艺术作品,加上寺院环境多清幽寂静,林木葱郁,花草繁茂,更引人入胜。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名画家在长安佛寺绘画者,荐福寺内有吴道玄、张璪、毕宏画。兴善寺内有吴道玄、刘焉、尹琳画。宝刹寺有杨契丹、陈静眼、杨廷光画。资圣寺有韩干、杨坦画的四十二贤圣,李真画的菩萨、四面花鸟,边鸾画的药师佛,还有吴道玄、松章、姚景先、杨廷光、李琳等画面多幅。崇圣寺有董伯仁、展子虔、郑德文画。慈云寺有陈静眼画的山水。胜光寺有杨仙乔、尹琳、王定画。南院有周昉画的水月观自在菩萨,刘整画的掩障菩萨圆光及松竹。西明寺有杨廷光画神两铺。静法寺有张孝师、魏长寿画。海觉寺有王昭应、展子虔、郑法士画。纪国寺有郑法轮画。千福寺有王维、杨廷光、韩干、卢陵伽、吴道玄、李轮、尹琳画。崇福寺有吴道玄、刘整、牛昭、王陀之画。光明寺佛塔内有郑法轮、田僧亮、杨契丹、冯廷伽画。永寿寺有郑法士、李雅、杨契丹画。会仙殿有吴道玄画。褒义寺有卢陵伽、杜景祥、王元之画。化度寺有杨廷光、杨仙乔画。庄严寺有卢陵伽,尹琳画。总持寺有孙尚之、吴道玄,尹琳、李昌画。温国寺净土院有吴道玄、尹琳画。定水寺有张僧繇、解清、孙尚之顽。菩提寺诸柱有郑法士画。吴道玄画“智度论色褐变”。佛殿后壁吴顾消灾经事;佛殿内糟壁吴画“维摩变”,舍利弗角膝而转。寺内还有杨廷光、董谔、耿昌言画。以上共22个寺院,就有47位名画家的绘画,在这些寺院中展开了他们的绘画艺术风采,佛寺也因这些绘画而增添了光辉灿烂的景色,从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7、近代西安佛教沿革之整理复兴时期

8、应追溯到清末杨仁山居土的刻经事业。1866年,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设金陵刻经处,陆续雕印佛典4000多种,3000多卷。1907年秋,他又在刻经处开办佛学学堂祗洹精舍,培养了太虚大师,欧阳竟无、谢无量居士等第一批弘法人才。1910年,他复在刻经处创立佛学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经讲经活动。他的这一努力,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滥觞。

9、在此基础上,民国初年,太虚大师倡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佛教革新。1913年2月,在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寄禅和尚追悼会上,太虚大师发表了佛教必须进行教理、救制、教声三大革命的演说,从此举起了佛教革新的旗帜,虽然由于佛界一些人的反对抵制,太虚大师的这一主张并未社会地位天安门广场行,但是,他的这种改革思想,却在西安佛界一些激进的居士和青年僧伽中产生了浣的影响。

10、陕西旅沪居士康寄遥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1923年1月,康护送其母灵榇由沪返陕,葬于西安东关寂园。从此,他即以寂园为阵地,逐渐结识团结了一批志在改革的僧伽居士,在西安掀起了一场佛教革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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